１９７０年春天的狂风，卷着大量的沙尘土，就像从地狱里放出来的魔鬼似的，毫无顾忌地，在露出绿色的大地上到处一阵阵地吼叫着，显示着它的暴行，肆无忌惮地扬起漫天沙土，使Ｙ县的所有建筑物沉迷在了一片灰蒙蒙之中。
　　而在靠近南城墙的一座当年是Ｈ派司令部，武斗时因为遭到Ｃ派用氧气瓶当爆炸物，炸塌了至少有一半的三层废弃大楼旁边，一间外表还比较完整的独立小破屋里，门被一只长木把铁锹顶了个结实的同时，门旁墙角的一条破旧毛毡上，正仰面躺着一个全身不断乱扭的年轻姑娘。
　　这个姑娘的半个头和眼睛部分，被一条红头巾包裹了个严实，两手被一条细麻绳紧紧绑着，绳子的另一头被拴在了同样破旧的门槛上面。
　　姑娘全身的衣服已被完全扒光后扔在了一旁，光洁白皙的身上到处都沾附着灰土，圆润的屁股蛋和滑嫩的大腿上面，由于受到惊吓而失禁的缘故，被尿水混合着灰土糊得比较肮脏。
　　姑娘的鼻腔里“嗯…嗯…”的发泄着她满腔的怒火和恐慌，几缕散乱在红头巾外边的黑亮头发，此时正在她左右摇摆的头上显示着不安。
　　而在这个姑娘的身旁，则坐着一个取了口罩，戴着透明眼镜，抽着烟，在用手揉捏着她乳房的二十岁左右的青年。他就是为了报复人事科长对他的不公正待遇，也为了释放压抑了很久性欲的我——华奢。
　　为什么会出现目前这样的情景，这还得从我被招工那天开始说起。
　　当我怀着被招工的兴奋心情，告别让我既感到了在这个动乱世界生存的艰辛痛苦，又有许多值得留念和难以忘怀的乡下生活，到Ｙ县粮食局向于华民报到以后。由于自己和他都心高气傲和桀骜不逊，再加当初在Ｇ市文化大革命中的各种出色表现，结果被曾经和Ｇ市红三司结为联盟的Ｃ派造反小头目，如今当了人事科长的宋卫红冷眼扫了我俩几眼后，没有好脸的就全发送到了粮食加工车间。
　　那时候的劳动条件是多么差啊！除了传送带轰隆隆地在响动，十几个女工在加工好粮食的漏斗下面装袋缝口外，我和于华民整天的任务就是像苦力似的，不停地把堆积如小山一般的粮食，按类从麻袋里面倒进车间墙根的一个大水池里，一面监看维护着搅拌器搅拌清洗，一面保证传送带能源源不断地输送粮食到加工成品的设备里边。
　　工作脏累差我俩倒也没有什么怨言，每月十八元的工资也没有什么可挑剔之处，可气的就是那个近四十岁的龟鸡巴宋科长，自己不好好地处理科里的正常业务不说，有事没事总喜欢往加工车间跑，手搭到粪门上指东道西还不算，对一些年轻漂亮的女工摸摸揣揣，我俩采取的态度也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。
　　可恨的是他看我俩在三九寒冬累得头上流汗，尘垢满脸不但不说声辛苦，反而鸡蛋里面挑骨头的批评我俩地上粮食撒得实在太多，搅拌器的几个电机没有打黄油保养，传送带运转的声音好像不那么正常等等。
　　当我和于华民对这些莫须有的罪名进行辩解时，这个饱食终日的烂怂货，竟然威胁我俩再不好好工作，对他的话置若罔闻，就要给我俩开当时特别吃香的斗私批修会，如果在会上对自己的那些错误仍然有抵触情绪，思想认识还不怎么深刻的话，就要给我俩戴个违背毛主席抓革命、促生产的最高指示，对当前大好形势始终心怀不满的坏分子帽子。
　　一次两次倒也罢了，可宋科长经常这样给我俩有事没事的找毛病紧鞋带，我虽然气从有眼的地方一直都在冒个不停，可在那个阶级斗争的弦绷得特紧，有些人一手遮天，动辄就可以把一切事情颠倒黑白，棍子随便打，辫子随便抓，帽子随便戴的年代，自己万一有个什么三长两短的意外出现，既对不起养育我长大的父母双亲，也对不住为自己做出了所有奉献的那些乡下真情姑娘，假如真戴上个坏分子帽子的话，那可真是哑巴吃了黄连——有苦也难言啊！
　　因为自己毕竟经历过那场运动的洗礼，心里特别地清楚成为地（地主），富（富农），反（反革命），坏（坏分子），右（右派）的各种苦处，那种生不如死、到处受人欺辱打骂的情景，我什么时候都是历历在目，难以忘却。